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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古至今，昏君的品种有很多，但普遍具备三大性格特征——刚愎自用、偏听偏信、刻薄寡恩。

    自登基大宝开始，崇祯就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下旨命令，然而事实总是与他的设定偏差极大。

    他认为驰援京师的袁崇焕有谋反的迹象，便将其下狱乃至凌迟，丝毫不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，即便袁崇焕如后来的年羹尧之流，也应当像雍正一样，等打赢了再秋后算账。

    他觉得大败李自成的孙传庭侍宠而骄，便将其下狱三年，在此期间，李逆势力急速膨胀，最后变得难以遏制，直至大军一举攻破京师，导致延续了两百余年的大明江山就此败亡。

    他断定权势熏天的魏忠贤欺下瞒上，就立马给砍了，从而让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，变成了皇帝与后者的冲突。面对东林士人们的群起而攻之，自己又无力招架，想收工商税，又不敢下令，只能去欺负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，最终导致西北暴发了大规模叛乱，殃及全国。

    不但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而且欺软怕硬，恃强凌弱，在崇祯临死之前都是如此。

    在去年阻击清军入塞的作战中，崇祯对“颇为知兵”的太监高起潜极为信任，任命卢象升督师，却将兵权交给宦官，而高起潜消极避战的心态早已昭然若揭，迫使卢象升不得不率五千天雄军与三万建州铁骑血战到底，直至战死沙场，使得明廷又折一员猛将。

    更早的时间段，另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曹文诏对农民军屡战屡胜，却未获得相应的嘉奖。仅仅因为对清军作战不利，就被定罪充军到边境地带的卫所，此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。从戴罪立功到最终战殁，曹文诏所率兵力居然比卢象升还少，仅有三千人。

    而袁崇焕在上任之初所宣称的“五年平辽”计划，居然能让皇帝陛下大喜过望。殊不知没有神宗时期的国力和军力，却想快速达到神宗晚期的战略目标，这是何等的儿戏之言？对于完全背离了势态事实的空头支票，依然可以得到崇祯的力挺和支持。

    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崇祯的智商低于常人，置当下双方军力于不顾。要么是袁崇焕实在是太能忽悠了，是典型的二愣子诓骗大傻子。对于皇帝本人，说到底，就是只喜欢听爱听的奏报，哪怕其他大臣都认为此计不可能成功，却依然能够让崇祯一厢情愿地相信，是十足的自欺欺人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，更换了差不多五十位内阁大学士，十四位兵部尚书，罪杀或自杀的督师和总督超过十位数，巡抚挂掉的数量与前者不相上下。

    只要战事不利，皇帝对“昏庸无能”的大臣便毫不手软，轻则怒斥、下狱，重则砍头、凌迟，残忍程度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。

    最可怜的就是兵部尚书陈心甲，受皇帝之命与清军议和，事情被揭发之后，却成了上级的替罪羊，背负骂名不说，不久便被斩于市。

    难怪有人说，崇祯的头号敌人既不是清军，也不是乱民，而是兵部尚书，二者是彻头彻尾的相爱相杀……

    魏忠贤对官员做过的事情，崇祯基本上都做过了。更让人咋舌的是，九千岁没干过的，万岁爷也干过了！

    昏君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为特征——任用奸相！

    这是任何人都无可辩驳的事实，因为崇祯任命的首辅大多都是自私自利、排除异己之辈。

    朱由检在位十七年，温体仁任首辅（宰相）八年之久，然而崇祯做梦都想不到，被他极为器重的内阁首辅，实际上却是一个为人圆滑、老谋深算、搬弄是非、误国误民的大奸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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