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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时候，琼林诸子的身份也生了转变，成为了朝廷的官员。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，专心构建‘实心学’的思想体系，却被沈默劝阻道：‘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，纯粹的思想学术运动，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。’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，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。

    之后十余年间，七人聚少离多，天各一方，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，但脱离集体之后，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，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，其中最有成就的，除了沈默之外，当数徐渭和孙鑨。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，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，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。

    其中徐渭把‘致良知’诠释为‘行良知’，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。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，仅以一篇八股，便侧身学者之列，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，对治财赋者，则目为聚敛；为国捍边者，则目为粗材；研究物理者，则目为玩物丧志；留心政事者，则目为俗吏。一旦国家有事，当报效之日，则蒙然张口，如坐云雾。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，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，而非儒者之所与也。’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，只有提倡经世致用，做到‘大者以治天下，小者以为民用。‘凡不切于民用，一概痛绝之。’

    孙鑨在山东，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，他尖锐地批评了‘儒者不言事功’、‘德行为二’的空谈之风，认为‘德是德而行乃行’是小人之儒，主张内圣与外王、修身与治世、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，不可分割的整体。他主张‘言道德必及事业”的观点，提出‘修身治天下为一带’的命题。在数年之后，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，认为‘生贵莫如人，人贵莫如心，心贵莫如圣，圣贵莫如功。’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：“车取其载物，舟取其涉川，贤取其救民。不可载者，不如无车；不可涉者，不如无舟；不能救民者，不如无贤！’

    孙鑨的成功之处，在于他将‘谈心性必强调事功’的学说，与心学的‘知行合一’完美的统一起来。提出‘知行合一者，致知之实功也。’‘良知可致，本心乃见，必需实功，无它。’并将‘良知’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。所以，他提倡‘治道贵致其实’，反对空谈，反对浮夸，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。

    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、不同角度，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，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、心性与事功、性德与性才、修身与治世、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，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，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，主要在三个方面：

    先，修正了危害最大的‘现成良知论’，批评王畿、王艮及他们的学派，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、太简易，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、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，背叛了王学‘致良知’的根本**。

    第二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。主张‘心无本体，功夫所至即是本体’，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。王学法决‘四句教’，便大讲‘无善无恶心之体’，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，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。不注重修养功夫，只悬空去说本体，或认为悟即是修，修即是悟，这即否定了本体有一个形成与展开的过程，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，玄荡之弊由此而生焉。

    而实心学正是在肯定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基础之上，特别强调了践履功夫的重要性，认为不可脱离功夫抽象地谈本体，本体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，只可由功夫而悟本体，无功夫则无本体。这便是其‘心无本体，功夫所至，即其本体’的宗旨由来。

    最后，实心学所指的践履功夫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，亦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。所谓经世，其本义是治理世事。它要求人们除了做身心修养之外，还要经邦治国、建功立业。阳明倡导‘致良知’之学，却并不排斥事功，且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伟业，他将心性与事功统一起来。但其后学却逐渐偏向于讲学论道，非但无缘建立像阳明那样的奇功，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也关注不够，使得儒学救世观念逐渐丧失，如果不加修正，必然导致亡国之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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